石杰[1]
当前形势迫切需要改造我们的学习与工作,即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都要聚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主题上来。具体来说,就是从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高度上,实现根本性和历史性的新突破。其理由如下:
首先,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就是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要有明辨的政治眼光,要有从政治上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讲政治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等诸多方面。政治的本质决定了政治必须放在首要位置。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政治对于经济的引领作用。政治围绕经济服务,应当是要以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好政治引领和监督作用,经济工作的成效可以检验政治工作的成效。而上纲上线的政治投机,一定会造成政治与经济对立。政治原本目的和任务如果改变了,政治的外形尽管可能还保持着,但实际上已经丢掉了灵魂,失去了能动性、监督性和批判性的重要功能,这恐怕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了。讲政治的关键在于是否与形势主动相适应,方式方法是否合理与正确。当前形势下,世界万物复杂纷繁,改革开放更是面对千难万险。所谓讲政治,一是讲信任,就是要坚信党的领导,相信党中央有能力带领我们走向新辉煌;二是讲高度,就是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国内外一切可团结的因素;三是讲规矩,就是要做到上行下效、令行禁止。各项工作应随形势而动,紧紧围绕这个“总纲”进行谋篇布局,凝心聚力抓落实。抓住了这个“总纲”就是具体地落实讲政治。可以说,没有聚焦意识,不讲政治站位,我们的党和国家就没有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其次,敢担当就是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即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具备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和忠诚担当。它是一种知责明责,敢于迎难而上政治品格和能力素质。敢担当的解释有很多种,但总的来说,就是善于谋事干事,敢于承担责任。传统的为官思想往往息事宁人,怯于担当,不是在其位谋其政,尽其心负其责,而是推诿扯皮、阳奉阴违、庸政懒政。究其原因,其根本在于不讲政治,缺乏核心和看齐意识,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看得高于一切。而能力不足,办法不多,重大问题“静默失语”的表现,说到底仍然是责任担当的问题。顺境逆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当。看准了的事情,就要丢掉私心,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与格局,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地去干。敢担当是有自己的初心与理想追求,是有自觉勤奋,真心作为的为民情怀,即具有更强的公心、公共意识、为民意识与自我价值感,它所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价值。而那种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绝非是敢于担当。所谓敢担当,一是党的责任担当;二是人民希望的担当;三是时代发展的担当。所以,我们在面对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时,应该保持自信的精神状态,直面现实,既要有敬畏之心,自觉加强党性理论修养,又要反躬自省,在层层浮华中沉淀下来,在解决问题中不断精益求精,不能害怕回避冲突,也绝非一味采取压制、妥协或放任的方式,而是要坚定信仰、信念和信心,勇于应对和挑战风险。在新起点上,我们没有理由再懒散和懈怠,而是需要一种充沛顽强的激情和责任担当。
第三,改作风,改到深处就是求实和坚持。作风是人们在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行为特点,是贯穿于工作过程中的一贯风格。所谓改作风就是要回归到在规矩约束下干事创业的常态上,而不是简单“跟风”与“造势”,也绝非是狭隘地理解为只要不用公款大吃大喝、不公车私用、不公款旅游、不去私人会所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让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听民声、解民忧、聚民心的过程,要始终保持一种真抓实干的韧劲,其关键应该在于驰而不息地坚持好群众观点、贯彻好群众路线,解决好“接地气”问题。而那种高高在上、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一种低级趣味,是无法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无法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也难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所谓改作风,一是必先正学风,注重科学理论学习研究,认真科学履职;二是要务实清廉,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和评判,而不是自说自夸;三是动真碰硬,突出为民,砥砺前行,勇于担当。当前形势下,改作风已经成为一场输不起的战斗。我们必须通过解放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算好质量账和效益账,应当在群众最怨的地方深入持久地改起,在群众最盼的地方深入持久地转变,在群众最需的地方深入持久地扎根,保持战略定力,即始终要有一种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的永不懈怠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是我们党在 90 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的政治品格和精神世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它树立了我们党的崇高道德形象,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同时,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也是对当前形势以及未来即将出现的大变革理性沉思的结果,是源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源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与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自觉与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价值的改革发展经验的必然逻辑。由此而论,其所蕴涵的政治意义是深远的,它表达了一种聚焦意识、自信的精神状态和战略定力。在新形势和新时代,它应成为我们的一种信仰、习惯和追求。
综上所述,我们应从时代发展对中华民族提出诉求和期待的战略高度去思考和阐释,要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大视野中审视,深刻领会党中央提出的“新形势”的含义,由此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否则,就无法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无法确保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就无法确保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否则,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的“质地”也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流于形式、归于虚化。
事实上,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其文化的复兴。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肩负着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与使命。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是时代所然,是形势所逼,这是涵养我们党内政治文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又一次选择和持有,是中国文化的又一次伟大探求与努力,这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价值与理念。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哲学、治理理念,也将伴随着从严治党新实践的理论化和制度化,则会更为频繁地出现于全球主流政治叙述中,就能够从历史与当代的贯通上,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事实将证明,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改革实践和世界发展变革的环境中,基于当前形势的需要,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与工作,本自具足,必然能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2018 年 8 月 4 日西安撰稿 2019年3月5日《中国企业报》刊发
[1]石杰: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特邀专家
(编辑: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