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个“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续影响期和建党一百周年的历史交汇期，这三个百年大局相互叠加、交互作用，奠定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和背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央果断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2021年我国经济工作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有效防控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我们认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全面启动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以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为此，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在确保国家财政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统筹用好财政货币两个“钱袋子”，制度化财政货币政策“直达机制”，加大对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强度和精准度，在提质增效、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收入分配、保障能力、风险防控等方面积极主动作为，为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构建良好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持。

首先，通过统筹财政货币两个“钱袋子”可以更好发挥两种政策的优势，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两者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从调控对象、政策目标、调控工具等等方面，货币政策均与财政政策有着显著的差别。货币政策相对而言更加关注价格要素，如对国内通胀水平的调控；而财政政策更关注于经济的稳定。在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两者之间的配合更是必不可少，不少学者对两者之间的立足点进行讨论，如财政政策应发挥支持救助作用，而货币政策要体现金融支持功能（许生和崔舒玮，2020）。对这种政策工具接下来关注点进行进一步明确，将减少两种政策的冲突，更好的发挥两者对经济的调控整合作用，保障我国“十四五”平稳开局。